也就是说，事故责任调查是与事故相伴而生的。
依申请开放制度的本意是提升行政治理的社会参与的广泛性和精确化，但地位不对称下的合作治理并不具备太大意义，一方强一方弱的合作即使可以发生，也不可持续。例如，《合肥市政务数据资源共享开放管理暂行办法》第18条第2、3款规定：依申请开放的政务数据，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开放平台向数据提供部门申请开放所需数据。
过多的数据公开不仅使得社会公众模糊了对有效数据的注意，也分散了对行政权力行使活动的注意。另一方面，裁量权限制是保障社会主体权利的必然。本着政府为社会多做好事的考虑，政府应当尽可能地提供更多的服务事项，而其前提是应当保证政府具有充分的能动性。无论是否在数据开放规范中指明不予开放的数据类型，数据开放范围排除涉密和敏感数据已经成为有关规范中的共识和实践中的普遍做法。[57]这种控制方式打破了政府裁量专断的格局，试图在作为裁量者的政府与作为参与者的社会主体之间形成一种平衡。
关键词: 政府数据开放。在这一意义上讲，数据开放是政府在数字时代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重要制度创新，其本质上是政府提供的一项公共服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行立法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从1949 年起,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以编号的方式陆续推出了近800 件宪法解释文件,其中第一号、第二号宪法解释令是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作出的,其他是在台湾地区作出的。所以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现行有效的法律的数量不能精确地实时加以公布，合法性审查法律依据中的法也无法从制度上精准地加以识别，必然会影响合法性审查工作的顺利开展③《宪法》第99条、第100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7条、第8条、第43条、第44条。4.漏阙上位法禁止的情形(普遍性禁止义务的减少) [例4]地方性法规：《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1997年通过，经2002年、2010年、2016年修正)。
在例2中，规定学校的体育设施向公众开放的义务，公众则有了依法要求其开放或请求政府督促其开放并使用其设施的权利。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宪法和法律关于地方立法的规定中，并无禁止其变更上位法权利义务规范之规定。如果说，法律调整社会事务的最主要工具是权利义务，那么，这种差异就集中表现在权利义务的规定上。而地方立法的变更，恰恰维护了上位法的法益，促进了上位法立法目的的实现。但也并非由此完全排除了这些设施向社会开放服务的可能，因为社会性健身和科普，并非与教学没有关系，找到这种连接点对接，即可在上位法所给定的空间，使教学活动与社会活动相互促进。
这一要求在我国的《宪法》《立法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都有规定。我们要研判地方性法规的差异性规定是否抵触上位法，就要从规范中权利与义务的关联性出发，去比较上下两极法的规范在法律关系的构成上的变化，比较两者在法益的保护方面有何变化。⑩可见当时地方立法在权利义务设置上存在着与上位法规定不同的差异现象，而司法在判断下位法是否不符合上位法时，对于权利的扩大要根据上位法的立法目的判断，对于减损权利、扩大或限缩义务，则归为不符合上位法的现象。比如，例1的丈夫的陪产假，将产假主体及权利扩大到丈夫，其实不好判断这是否为与上位法的立法目的一致的扩大权利。
义务的边缘是权利，超过这个边缘要求义务人履行义务，则是对义务人权利的侵犯，如债的履行，债务人不受超于债之要求。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
从权利义务的对应关系来说，任何对既定权利设置的变动，都是对既定对应义务的变动。(三)如何判断差异性规定是否抵触上位法 从立法角度来说，判断地方立法差异性规定是否抵触上位法，实际是在确定地方立法的合法性空间。
地方立法中的这种担心是有理由的。①但是，在实践中，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与上位法规定存在差异是普遍现象。下位法增设或者限缩违反上位法规定的适用条件。第三十一条 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但是，并非全国所有享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或常委会都制定了自然保护区的法规，而有一些地方，只在环保法的实施规定中作出一般规定，比如《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办法》(1992年通过，经2004年、2020年修正)在涉及自然保护区保护方面做了这样的规定： 第十五条 本省加强对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下面我们以一些法条为例，提出将讨论的问题。
在有上位法的时候，就是不得违反上位的规定，只能在上位法所给定的空间，做好合理均衡。可以说，法律关系模式及法益的比较，是判断地方性法规是否抵触上位法的核心和方法。
试想，假如这种立法废除，其结果就是回到法律不调整的状态，而并无产生新的法律上的权利或义务。当然，对公权力运作来说，并非无禁止即为许可。
三、结论与建议 至此，我们对于前面讨论的问题可以有一个基本结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其职权内的立法，其权利义务设置异于上位法已有规定的，并非必然都抵触上位法。就这一疑问进行讨论，将牵扯出以下相关问题： 地方性法规可否变更上位法对权利义务的规定？如果可以变更，上位法规定的权利义务是地板还是天花板？如何判断差异性规定是否与上位法抵触，或说抵触的含义和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二、差异性规定的合法性讨论 二、差异性规定的合法性讨论 (一)地方性法规可否变更上位法对权利义务的规定 从法律规范的核心内容是权利义务这一角度来看，在规范制造的意义上，立法活动的核心就是对权利义务的设置。
其三，包括下位法抵触上位法的条文，也可是上位法的原则和精神。这的确是一个需要理清的问题。⑤由此，地方立法权限基本可以从法定职权加授权以及法定事项的排除来确定。与上位法相比，增加了一方的权利，同时增加了另一方的义务(从法律关系上看是如此，尽管法规上没有明确这样规定)。
立法工作中很容易产生的担心，就是因减损上位法规定的权利或扩大义务而被认为抵触上位法。又如例3，地方立法限缩了上位法规定的建设单位的义务(考古费用)，并增设了政府的责任(承担考古费用)，对比司法部门的标准，这样的立法似乎也是有问题的。
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年通过，1991年、2002年、2007年、2013年、2017年做过修正)。第二十六条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等活动。
正因如此，只要有人提出相关单位被不当增加了法律负担而可能立法不妥时，这在政治上或道德上似乎就处于下风，一些道理很难言说也难被考虑。第八条 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也不能简单地将上位法规定的义务理解为天花板，可以限缩而不能增加，或者看作一个不可增减的标准。法规、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文件设定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行政许可，或者增设违反上位法的行政许可条件。比如，地方立法对休假时间(权利)的增加，同时即为对法定工作日(义务)的限缩。下位法扩大或者限缩上位法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
这些差异性规定的合法性，在制定过程和实施中都伴随着疑问和争议，差异是否均为抵触的？哪些差异是合法的，哪些差异是抵触上位法的，对其有无一般性判断标准？这些问题，无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第三十二条 在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工程建设或者在地下文物埋藏区以外进行大型工程建设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一)属于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在出让该地块前，应当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在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中安排。
如果法益情况复杂，应根据上位法的法律原则、立法目的进行研判，一定情况下，需要根据问题的关联性溯及关联的上位法进行研判。上位法：国务院《全民健身条例》(2009年公布，经2013年、2016年修订。
上位法：国务院《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2012年)。但法治讲的就是要有度。
